在国民党军中，有许多不同的部队类型，既包括所谓的中央军，也有多个地方军，如东北军、西北军、晋绥军、川军、桂军、滇军等。每个军系内部又充满了各种派系，这些派系之间既有合作，也有竞争与斗争，这种局面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复杂性。

以傅作义为例，他出自阎锡山的晋绥军系统。自1938年底他独立控制绥远地区之后，便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军系，这一系统被称为绥军，或更常见的称呼——傅军。绥军的核心力量，正是由第35军构成的。这个军自从在中原大战中晋绥军失败后被重组，就始终由傅作义指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傅作义的部队中大多数将领与主力部队都来自于第35军。

然而，傅作义的军队在长时间内规模并不庞大，其扩展主要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。直至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后，他的势力达到了顶峰。在此期间，第35军的三个主力师被划分到傅作义新扩建的三个主力军中，这些新部队分别为第35军、第104军和第105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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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5军保持了其最核心的部队——第101师，此外还有两个新成立的师加入。尽管在建制上做了一些调整，第35军依然是傅作义系统中最精锐的单位。该军装备了90多辆卡车，并且在辎重汽车团第1团的支援下，卡车总数超过了400辆。即使扣除了一部分待修理的车辆，能够投入使用的卡车依然有400辆，几乎能够实现全军的汽车化机动。这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是十分罕见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傅作义在技术装备的使用上，远超中央军。他不像中央军那样倾向于理论上的堆砌。例如，中央军当时就曾成立过所谓的快速纵队，尽管这个纵队配备了坦克、装甲车等各种现代装备，并且有汽车与重炮的支持，但由于其军官的实际素养并未能跟上这些装备的使用，导致这些高科技装备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。相比之下，傅作义则专注于将汽车化作为提升机动性的关键，并没有去追求复杂的合成化编制。他的部队虽然依旧采用常规作战方式，但其机动性大大增强，这使得第35军在作战中非常难以对付，成为了华北地区我军的一大敌人。

直到1948年初，涞水战役爆发，第35军的军部与新32师基本被歼灭，军长鲁英麟自杀，这一事件对第35军造成了极大的打击。尽管如此，凭借着后续资源的倾斜，第35军的实力逐渐恢复。在1948年平津战役爆发时，第35军的动向成为了我军极为关注的焦点，甚至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关键。

就在平津战役的准备阶段，我军特别注重针对第35军的部署，甚至专门以此为切入点来制定战术。最终，第35军在由张家口撤回北平的途中，被我华北第二兵团合围在新保安。至12月10日，第二兵团成功完成了合围圈的形成，随即对驻守新保安的第35军两大主力师展开围困。这支部队陷入了无法突围又无法坚守的困境，情况变得极其危急，傅作义深感焦虑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傅作义急忙向北平求援。12月21日，华北第二兵团开始清扫新保安外围据点，战斗激烈进行，而第35军的求援电报不断发往北平的傅作义“剿总”司令部，传递着部队面临的困境。看到自己起家部队即将被歼，傅作义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此时，援军从北平派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而如果眼睁睁看着第35军被摧毁，傅作义无法忍受。

于是，傅作义将希望寄托在了南京的蒋中正身上，请求他派遣大量空军前来，向新保安空投粮草和弹药，并要求的数量十分庞大。具体来说，第35军急需150吨粮食，以及150吨弹药来支撑防守，等待时机。

到了1948年12月，蒋中正对傅作义的依赖已达到相当程度，深知第35军对傅作义的重要性。因此，尽管以往蒋中正对傅作义的补给有所迟疑，这次却决定大开绿灯，紧急调动南京、上海、青岛等地的储备粮草与弹药，并协调空投。

根据当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的电报，具体调配的弹药数据十分详细。电文中提到，已拨发79式步机枪弹40万发、762式步机弹10万发、60毫米迫击炮弹3000发、82毫米迫击炮弹2000发、手榴弹3000枚等弹药。随后，还增加了更多的补给，包括20万发79式子弹、7000发60毫米迫击炮弹、4900发82毫米迫击炮弹、山炮弹200发、野炮弹1200发、榴炮弹800发等。这样一来，南京方面同意拨发的各类子弹达到了78万发，各种迫击炮弹为16900发，山炮、野炮和榴炮弹则加起来超过2200发，此外还有大量手榴弹和枪榴弹，总数上万枚。

虽然这些弹药补给在当时来看相当可观，从傅作义的求援到老蒋同意并具体列明补给数量，时间上仅过去了约一天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华北第二兵团的攻势来得更快。12月21日的战斗虽然主要是清扫外围，但从22日开始，二兵团的总攻开始，经过充分的准备与突击队的配合，战斗进展迅猛，仅用了11个小时便彻底解决了战斗。

此时，即便傅作义一再向南京请求增援，派遣空军空投弹药，但战争形势的变化已无法逆转。第35军最终在新保安被全歼，而在此前，第104军与张家口的守军也相继被摧毁。傅作义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，为平津战役的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